老幼所依:武汉“封城”后,他们照顾孤独的老人和孩子

(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、南方人物周刊原创,限时免费阅读中)

2020年2月9日,武汉市江岸区永清街道某社区,社区工作人员给困难居民送菜上门。(新华社/图)

(本文首发于2020年2月13日《南方周末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刊“疫线报道”)

安吉拉觉得自己仿佛活成了一座孤岛,独自负责着八个社区里八十多户共179人的一日三餐供给。

“我上班几个月,从没遇过一例死亡。那一天忽然来了,第二天有人来,第三天又有人来,我当时心里就开始有点不是滋味了。”

“他们一般都不开口。武汉这些老人特别善良,不想给人家增添太多麻烦。”橘子知道,一旦老人开口,通常事情已经很紧急了。

安吉拉家里“养”了两个孩子,都是在疫情中陷入困境,被他“捡回来”的。

第一个孩子10岁。2020年2月8日,安吉拉上他家时,他一个人在家,还戴着口罩。男孩说,妈妈出门看病,过几天回来。家里放着泡面和零食。孩子的母亲在电话那头告诉安吉拉,自己在火神山医院,情况不乐观,拜托他帮忙照顾孩子。

第二个孩子11岁。前段时间奶奶因病离世,其他亲人都不在身边,暂时由社区里一位大爷在照顾。安吉拉2月9日得知情况,也将他带回了家。

“能想到吗,空城禁行,瘟疫就在空气里,有人还在为陌生人奔波。”网友熊小默在微博感叹,武汉前线有民间志愿者组织起来照顾独居老人和孤儿,自己随份子凑了点油盐钱。1991年出生的安吉拉正是他提到的志愿者之一。

安吉拉是网名,他说圈子里以网名相称,彼此知道是谁。出于尊重,南方周末记者均采用志愿者的网名。

采访中断了一次,安吉拉下楼取物资,然后给两个孩子做晚饭。

他看向窗外,挨家挨户灯都是亮的,外面却空无一人,像是在电影大片现场。他觉得自己仿佛活成了一座孤岛,独自负责着八个社区里八十多户共179人的一日三餐供给。

他不知道,武汉这座特大城市里还有另一些人同他一样,正在帮助疫情中最无力自救的人——独居老人和孩子。

“送货上门”

安吉拉帮助的大多是“老人社区”,都是武昌区低矮的楼梯房。

行动之初,他带着朋友们挨户敲门,想统计一下有多少困难户。

“困难”的标准被他放宽,家中有老人、没有年轻人的,都会被算在名单之中。一天跑下来,一百多户中有八十多户都符合标准。

老人们不敢出门,家中余粮渐少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现在,他们都在等着安吉拉“送货上门”。

武汉封城后,物价波动,大白菜、猪肉价格都涨了。物资也缺,汤圆、饺子、面条都空了,84消毒液、酒精和口罩更难买到。

感叹物资短缺的不仅是安吉拉,还有社区基层工作者刘安安。

早上七点,刘安安出门买菜,将西红柿、胡萝卜、白菜、韭菜等称重,分成四十余份,一一包好。她要将这些蔬菜和牛奶,送到社区四十余位独居、空巢和鳏寡老人门口。

刘安安和同事们在农历年末统计出这些老人名单,当中很多家庭条件不好,少数住在面积只有一二十平米的老平房,还是公用卫生间。但那时,她还没做出任何行动,突如其来的疫情砸下来太多任务。

她所在的社区有七八千人,对应着12名工作人员,3人发烧没上班,两个在50岁以上,还有一个残疾人,每个人都在超负荷工作。他们做得最多的工作是解释,“接电话接得都想死”。

社区每天有4个名额,可以转去方舱医院治疗。每栋楼几乎都有发热的人,打通电话,就带着哭腔要求加急。但更着急的反而不是患者及家属,而是那些担心自己被感染的健康住户,“每天不断有人打电话问,怎么他们这栋楼的人还没送走。”

刘安安从早忙到晚,在单元门上贴告示,给社区主干道消毒,拿着喇叭走街串巷宣传防疫知识,对实质帮助老人有心无力。

直到她看见一篇微信推送,关于疫区的老年人。她在下面留了言,寻求帮助。

“我跟你讲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。”刘安安说,有一个老人在家里死了,家属过来开死亡证明。“我上班几个月,从没遇过一例死亡。那一天忽然来了,第二天有人来,第三天又有人来,我当时心里就开始有点不是滋味了。”

刘安安开了好几天死亡证明,这些在家死亡的老人没做CT和核酸检测,不属于新冠肺炎病人。

在这个七八千人的社区中,核酸检测为阳性的确诊患者、CT检测肺部呈磨玻璃状的疑似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,三类加起来约百人。社区病人大多在六七十岁以上,最年轻的39岁。

“家里妈妈先得病,儿子媳妇慢慢都得了,最后一家人全部感染。”刘安安说。

“加班找工作”

自媒体人赫兹想找疫区老人们做个选题。

有一天早上,他听到母亲和外婆吵了一架,外婆要出去,母亲坚决不让。那个瞬间他突然想,不能出门的武汉老人大概也有同样的场景。

采访中,他听到了很多故事。

有老人起得很早,怕打扰孩子们休息,电视不敢开得很大声,屏幕闪烁,坐在沙发上发呆。还有两个老人,儿子在国外,无法归家,每天在阳台上晒着一排口罩。

他将这些都写了下来。渐渐地,不断有人找来,想要做点什么。刘安安也看到了,给他看了自己的工作证件、劳工合同。

他们商量着,发布了一则招募信息,招给老人送菜和打电话的人。

55岁的橘子在朋友圈看见了招募信息,她想,自己反正退休在家,闲着也是闲着,不如尽一份力。

打电话的志愿者总共有五位,每人负责10个老人,如无特殊需求,隔两天打一次。在与刘安安进行了一番恳谈后,橘子得到三个老人的电话,并被要求不能外泄。

一位杜姓老人告诉橘子,自己的儿媳妇是医生,一直上班没回家,孙子10岁,儿子在照顾孙子,她很担心,边说边流泪。聊到后来,杜奶奶拜托橘子买些汤圆。过了十多分钟,又打电话问,能不能再买些瘦肉、青椒和豆腐干。

“他们一般都不开口。武汉这些老人特别善良,不想给人家增添太多麻烦。”橘子知道,一旦老人开口,通常事情已经很紧急了。她将情况反馈给刘安安,隔天再问,东西已经送到。

五十余人的志愿者群就这样诞生了。更多志愿者身处外地,负责在群里找物资、捐物资,尤其是口罩。

活动进入良性循环。一些志愿者给老人打电话,叮嘱他们不要出门,陪他们聊天,将老人的需求反馈到志愿者群,刘安安带着人去配送。

但真正行动遇到的阻力比想象中大。

有时候刘安安敲老人的门,对方一看人送东西,马上说自己家里还有菜,要她将东西送给更需要的人。她听到这些话时,心里蛮高兴的。但也有些人不理解,隔着门让刘安安快点走。她就将菜转送给了路上穿着荧光色衣服的保洁人员。

刘安安是个网格员,扣掉社保,每月工资两千多块钱。同事问她,为什么要给自己加班找工作。做社区工作,他们大多不敢回家。“每天接触那么多人,也担心会被感染,自己不知道,再传染给家里人。”

刘安安一个人住,65岁的父母离得不远,骑车10分钟能到。每天上班时,她会顺路将生活补给给父母拿过去。但东西,她只敢放在楼下,不敢送上楼。

她知道,与自己的父母情况相似,社区的老年人年纪大,抵抗能力弱,大多没有口罩,出门买东西容易被感染。这是她决定帮老人们买菜的原因之一。

赫兹将刘安安的超负荷工作看在眼里,“我们不是要成立民间组织,自己来做一件事,我们应该成为基层工作者的手跟脚。”

他想,如果这种模式可行,就写文章告诉大家。而关键是,要有一个如同刘安安般,愿意“加班找工作”的人。

基层工作者的苦恼

刘安安现在负责社区车辆调度,有四辆车和四个司机待命。这些车辆主要用来送医护人员上班,送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去医院开药,送肾衰竭病人做透析。

“今天司机跟我反映了,他说他不愿意接医护人员了。虽说他知道医护人员辛苦,但他也怕被感染。”一名医护人员在他车上,一边打电话跟妈妈哭,一边咳嗽。司机看在眼里,有点慌。

刘安安提起这件事颇为感慨,“医生比我们可怜,他们压力太大了,武汉蛮多医院防护不到位的,很多同事可能感染了,他们都怕。”

她还遇到过一名用车者,拜托司机将发热病人的物品送去医院。“她不在车上,家属都怕,叫我们司机去送。”

还有一次,一个婆婆哭着跟刘安安说,儿子在医院感染,已经死亡,“婆婆说我不想活了,就想去看我儿子最后一面。”刘安安心里难受,还是将这位密切接触者送到了医院。

发热人员由街道工作人员统一安排车辆接送,但车只有一辆,刘安安听说是由工作人员自家的皮卡车改装,他们叫它“敞篷车”。

没有病床,病人会找社区工作人员,骂他们不作为。刘安安觉得冤枉,按照工作流程,居民发热需向社区上报,社区再报给街道卫生服务中心,由街道安排就诊,由医生安排做CT与核酸测试,确诊后排队住院。

床位紧张,在家隔离的病人,都要坐“敞篷车”去医院打针。

为了保证司机安全,社区用车不接发热病人。刘安安明白,如果防护到位,他们估计不会那么害怕,但实际情况是,连口罩都需要自费购买,消毒液也只剩下一两瓶了。

她曾经和母亲说,“拿这么点钱做这种事情就是卖命了,真的不想做。”

母亲说,“你可以走,但你得把这段时间忙完,现在绝对不能逃避。”刘安安无奈调侃,父母都是国企退休老员工,思想作风“特别好”。

以前她自己在家开淘宝店。供应商不做了,她也就打算改行。附近一个社区在招网格员,这份工看起来舒服、离家近、有双休,2019年10月入职。

刘安安也不愿以真名示人。“我不想出名,也不想被领导问责。”她现在心里最不舒服的,是有的领导摆拍作秀,来拍了照就走了,前后待不到10分钟。

恐惧与责任

一些志愿者报名配送,后来又告诉刘安安,家里人不放心,还是不去了。更多的时候,司机将她送到楼下,安保陪她将东西拎上楼。

发热人数多的居民楼,贴着红色警示字牌。刘安安将东西送上楼,放在门口,远远地给老人拍个照,彼此不敢近距离接触。

有司机问,你们有什么保护措施吗?刘安安答,有防护服,很薄的那种。

赫兹听了难过。他说,“大家就凭着那么一点点道德意识跟人道主义精神,做那么一点点事情。但面对现实,我们也会害怕。”

安吉拉顾不得考虑那么多。他其实不是武汉人,只是来武汉出差,封城之际,选择了留下,成为一名志愿者。“当时是我这个人的本能,我知道我有能力做很多事情,我现在不能走,没有那么多为什么。”

他想尽力救人。有些老小区根本没有物业,他就找附近小卖部的阿姨去问,哪里有低保户,谁家需要帮助。将零散的信息拼到一起。

老社区里,让他难受和恐惧的事很多,但看得多了,他开始有些麻痹,现在还顾不上担心自己的情绪。

安吉拉从1月20日晚开始行动,最开始是自己找货源,自己去拉,自己送去医院。在供货商处,他遇到了其他四个志愿者,三观一致,很聊得来,就组了一个志愿者小群。疫情前期,他们一直在帮忙购买、运输物资,送去各大医院。群里大多是90后,只有一位37岁,被安吉拉称作“大财主”,出资很多。

湖北物资渐少,他们叫人从安徽阜阳、合肥那边拉货,直到29日晚上,送货必经路被挖断了,车过不去,人也过不去,只得停止运送物资。

也正是从那以后,他们决定转去救助武汉城里的老人和孩子。后来,其他同伴渐渐停了下来,没钱、没心力,都累了。

采访邀约发出五天后,安吉拉才有时间接受连线采访。

前两天,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联系他,承诺会将八十多户的每日菜品供应运至他处,由他负责分发,减少了物资采买这一步。他还联系各个社区,拜托愿意帮忙的工作人员,把菜送到老人门口,减轻了分发物资的任务量。

他打算将更多时间用来照顾家里的两个孩子。

安吉拉联系过一家小区福利院,里面住着十几个孩子。疫情发生后,福利院做好防护,封闭起来,不再接收新的孩子。

10岁男孩有一个小姨,他打过电话去问,对方说自己和姐姐关系不好,自己不管,挂了电话。11岁男孩至今也不知道,奶奶已经不在人世。

两个小男孩捧着安吉拉的iPad上网课。而这个29岁的大男孩苦恼的是,等他们长大后,他该如何讲述这一年发生了什么。

(应受访对象要求,刘安安为化名,安吉拉、赫兹、橘子为网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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